［内容提要］福山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期间发表了一系列言论来维护和强化其“历史终结论”。一是以“国家要素缺失”为理由为美国自由民主危机开脱，牵强短视地看待国家和政府的作用，颠倒黑白地宣传美国“政治信任”的情况和作用，撇开民主制孤立地批评特朗普；二是为自由民主制的“优越”辩解🚵🏿♂️，不顾真相地赞扬美国联邦制“实验创新”，主观地臆断“民主或将重生”👩🏻🏫，不切实际地策划政府改革；三是以西方中心主义评判历史，用单一民主观抹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逻辑混乱地评判中国抗疫实效，恶意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优越性。深入分析和批驳这些言论的错误之处📋，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意识形态 自由民主制 历史终结论 福山 国家能力
近年来🚶🏻♂️➡️👰🏼♀️，西方自由民主制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严重挫折🧑🏻🦰，福山“历史终结论”广受批判和质疑。福山本人也承认美国正面临政治衰败的现状。但他并没有放弃“历史终结论”，反而频频抛出一些观点🎅🏽🏈，如拥有“强国家”的自由民主制才是真正的自由民主制🦸🏼♂️😑，自由民主制是没有更好替代品的政治模式👏🏼，中国崛起的模式不可持续👩👩👧👦、不可复制。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期间👍🏿，他发表了《是什么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抗疫”能力？》《我们将回到1950—1960年的自由主义时代》《美国政治衰败的代价》《大流行病与政治秩序:国家的不可或缺》《恢复公共服务的荣誉》《特朗普加剧美国分裂》《与中国的漫长斗争已经开始💆🏼♀️，但我们不一定会输》等文章😈，继续强调“历史终结论”。在分析疫情管控结果时，他强调“危机管控取决于国家要素而非制度”，实质是为自由民主制的危机开脱；在关于美国控制疫情预期及自由民主制未来图景的展望中提出“民主或将重生”，实质是为自由民主制的“优越”辩解；在评价中国抗疫时提出“疫情控制成果与政体类型没有必然联系”“这次疫情并不能证明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实质是在歪曲中国抗疫成绩和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可以看出，福山依旧继续坚持“历史终结论”论调，推行西方意识形态霸权👃。
一👨🏻🏫、以“国家要素缺失”为由为美国自由民主制危机开脱🧕🏽：将美国疫情控制不力归咎于特朗普
福山提出，由“一套胜任的国家机制🖕🏽、一个为公民信任和接受的政府🤏🏽、一群高效的领导人”组成的国家要素是影响疫情应对好坏的原因。他的逻辑是：胜任的国家机制是指可以有效行使国家能力的国家机器💅，体现在政府能够集权并有效行使权力应对疫情，而美国公民缺乏对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政治信任👂🏽👩❤️👩，导致政府无法集权和有效行使权力，特朗普是美国疫情控制不力最主要的因素。其目的是把美国控制疫情失败的原因归咎于特朗普，而非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
（一）“疫情控制与胜任的国家机制紧密相关”分析较为混乱、牵强和短视
福山的国家机制或国家能力与国家政治体制不是一个概念🧮🗒。它是指国家的运行机能🕙，即国家要具备运用行政权力进行决策和管理的能力🤛🏼💂♂️，疫情期间要具备对疫情的控制能力。集权能力是福山的国家机制或国家能力的灵魂。“所有现代政府都发展了一个强大的行政部门💋🎾，否则任何社会都无法生存。它们需要一个强大、有效⛹🏽🖖🏿、现代化的国家，能够集中和部署必要的权力，以保护社区𓀊，维持公共秩序👑🍁，并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他强调🤹🏿♀️，在自由民主制国家，国家能力同样不可或缺。但他一反常态地表示自由民主制并不会因为尊重民众的选择和法律程序就导致一个不容易集权的“弱势政府”。他以美国历史上的几次危机事件为例👩🦼，论证美国民主制度是容许权力集中，在危机时能够产生大量国家权力，并能够对权力“收放自如”。国家机制🦔、国家能力是福山对其旧概念的再次强调表述。近年来🚴♂️，福山屡次强调“国家构建”“国家能力”。他曾表示，“国家构建包括‘国家能力’和‘官僚体系自主性’两个方面。国家能力是指政府作为暴力机器有效维持社会稳定的能力。官僚体系自主性是指政府要在各种阶级、派系🦻🏽、利益集团、家族的利益纠葛中保持客观超脱地位并有效决策🦞💁🏼。”“加强国家构建以‘决策一致、有效管理’为目的，本质是提高国家决策和管理能力。”所以，福山提出国家机制、国家能力的目的依旧是想用“强国家”“有效政府”等概念对自由民主制做技术层面上的修补，坚持认定自由民主制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美国近年的政治衰败和此次的疫情控制不力都亟需政府有效行使公共事务权力🖍，而他在回应对美国自由民主制的质疑时，强硬地把国家机制、国家能力与美国政治体制割裂开来🚵🏽♀️。在分析国家机制、国家能力如何发挥作用时🤳，他又回到自由民主制中寻找根源♍️🐺。但他似乎忘记了国家阶段性集权并不是自由民主制的本质特征和美国持续的国家政策。美国历史上几乎所有重大危机都是在制度无法调和的情况下🕵🏿♀️，以超制度🤶、超宪法的方式解决的🧚♂️。政府干预是治疗美国自由民主制缺陷的政治药方和手段🦸🏿♀️，战争和经济危机也只能让美国短暂调整国家权力。正如他自己承认的，在美国政治发展中，一旦紧急情况过去，美国倾向于将权力“重新回归社会”。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逻辑支配下，权力要长期保持“回归社会”“还政于自由”“还政于资本”的状态🙏🏼，直到下一个危机的出现🧖♂️。这种较为混乱、牵强和短视的理论，无法为美国民主危机开脱。他又提出美国公民缺乏对政府的信任🙍🏻♂️，阻碍政府行使权力，由此引出他的下一个观点“疫情控制需要公民信任政府”。
（二）“疫情控制需要公民信任政府”在美国缺乏历史和现实的土壤
福山认为，公民在危机时刻也会依赖政府💅🏻，政府的判断和决策将决定一个国家应对疫情的情况👩🏻💼。他进一步阐释，政府获得和有效行使紧急处置权的障碍是美国公民缺乏对政府的信任♊️。信任是决定社会命运的最重要因素ℹ️。信任有两大基础，一是政府的专业水平👲🏿、技术知识、能力和公正性♞，二是总统👂🏼。总统处于信任等级制度的高端。林肯、威尔逊和罗斯福在危机中都享有公民高度的信任。美国公民是信任美国政治制度和政府能力的🐧，只是不信任特朗普及其政府👮🏼♀️。他把“特朗普及其政府激起的强烈不信任”当做美国抗疫不力的关键因素。
事实上，美国并不具备公民信任政府的政治传统和现实政治基础♿。从政治传统来看，1791年美国颁布《权利法案》，旨在限制联邦政府权力🧎🏻、防止政府干涉和剥夺人民的自由，而不是信任🤰🏼。杰斐逊也曾强调，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美国人民对自由的追求🧑🏿🍳，远大于对政府的信任。美国历史上集权的原因，并不是当时的总统获得了高度信任👋🏼，而是政府要对国家分裂危机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行调整。而且当民众厌恶了由华盛顿政客和华尔街大公司这些势力真正掌控权力的“深国家”（deep state）时，会更加凸显对政府的不信任。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宫，就反映出选民对美国政府近年来政治衰败的不信任、厌恶和愤怒。“民众对华盛顿换汤不换药的怀疑由来已久，所以当特朗普出来竞选时🤹🏿，民众发现政坛上居然出现了一个宣称要‘抽干沼泽’的人🤙🏼🌖，一个不按已有规则出牌的人，一个无视‘政治正确’的人，一个不受建制派操控的人，一个被主流媒体嘲讽和反对的人🤶🏻。一句话，许多民众觉得找到了一个自己的代言人🙋🏽♂️。在他们的支持下，特朗普出人意料地从政治素人一步跨进白宫📊。”所以🙏🏽，特朗普并不是激起美国缺乏政治信任的原因，而是美国缺乏政治信任的结果。美国政府当下的确需要超越党派之争、统一社会共识来维护民众利益🧑🏽🦱。美国一部分民众也开始寻求政府和医疗专家的帮助⚛️。但从现实政治基础上看，愈演愈烈的政治极化导致美国社会严重撕裂，虽然拜登一再呼吁美国要团结起来，并提出“构建联邦政府来协调统一对策”👨🏽🎤，但是抗疫救济方案在两党的博弈斗争下剔除了对穷人最有利的条款🧜🏻♀️，“100天口罩令”面临侵犯个人自由的指责🧛🏿♀️，“疫苗护照”成了美国政治斗争的最新引爆点。而且，美国部分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带有强烈“政党倾向”的，而不是基于常识与真相的信任。
（三）“疫情控制依赖高效的领导人”的观点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福山强调，领导人能力是影响能否有效控制疫情的最关键因素，并把美国疫情控制不力的原因归结为特朗普领导能力差😷。“高层人员的能力及其判断力决定了结果是好是坏。” “美国在疫情期间表现不佳，最关键的是国家领导人未能发挥领导作用🤹🏽♂️。”“总统非但没有促进团结🤲🏿，反而助长了分裂。他将援助的分配政治化，将制定关键决策的责任推给州长们🐉🎭，同时又鼓励人们为保卫公众健康抗议他们🈂️。”他批评特朗普加剧了美国社会的撕裂，造成严重的“族群对立”💗🎗。“大量共和党人效忠的只是特朗普个人，而不再是小政府、个人自由等价值观和原则。”
福山极力说明自由民主制和美国抗疫不力没有关系🪙🈺，将抗疫不力归咎于特朗普🏀，这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一是特朗普上台与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紧密联系。特朗普是在美国民主政治制度下选举出来的总统，是美国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的表现和后果。美国声称其代议制民主的设立是为了避免“人治”的弊病、避免“坏皇帝”的产生，也就是只要遵循了选举程序，无论选出的总统是谁，都是代表了选民的正确意见🧍♂️，在这套复杂民主程序的运作下，国家都会呈良性发展👨🏿⚖️。所以🍌，按照代议制民主的“优越”程序👃，特朗普会在美国民主制度和程序的制约下作出“民主”的判断，而不会出现因个人原因导致国家机能失灵的情况📕。福山此时却“甩锅”特朗普🥿，恰恰印证了美国政治体制的选举失灵和约束失效☛。二是美国“社会撕裂”“族群对立”产生的原因有着非常复杂的根源⚡️。经济上，贫富分化加剧、制造业空心化和中产阶级减少。政治上🍺，政党的两极分化一直是美国政治光谱中的钟摆现象，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政治平权使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同时👶🏽，政党的两极分化与精英和选民的两极分化也是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特朗普只是加剧了这一现象。文化上🧑🎓，美国的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多样化造成美国文化一方面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另一方面造成不断对立的冲突🔋，对“政治正确”的争议此起彼伏。三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的🐕、权力分裂的、自由泛滥的美国民主制导致了美国在抗击疫情中没有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两党之间🧑🏽🎨、各州之间、公民之间不能团结抗疫。美国一直宣扬的自由民主制造成了当下的种种局面，“疫情政治”体现了美国政治体制难以回应经济社会发展挑战的现实，但福山依然把因制度产生的问题归结于领导人，无法自圆其说👨🏼🏭。
二👩👩👦👦、为自由民主制的“优越”辩解：臆造美国管控疫情及自由民主制未来“胜利”的神话
关于美国控制疫情预期及自由民主制未来，福山虽然隐隐地表现出一些悲观态度♗，但更多地表示出对自由民主制的赞赏和信念：一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具有“实验创新”优势，在疫情中可以建立起有效应对机制；二是疫情危机中孕育着重大发展机遇，美国民主和自由民主制会因祸得福获得“重生”；三是可以用“政府改革”实现美国民主重生😾💋。
（一）美国自由民主制“实验创新”的观点自欺欺人
福山提出⛴，“尽管美国一开始行动可能很慢”，但美国在行政集权后控制疫情的速度不亚于中国。理由是美国联邦制虽然打破了权威🧑🎓，但它也为各种新思想创建了50个州的实验室。政治极化导致的全国抗疫无法形成统一局面，从某种角度来说反而是好事👮🏿♂️。因为在疫情危机中美国联邦制允许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等州的州长可以不听命于华盛顿而单独采取行动。
然而，现实是美国自由民主制的“实验创新”结果并不能在全美进行推广，“无法形成统一局面”也是疫情控制的重大阻力🫸🏻。在此次疫情中，美国的联邦制度是疫情应对不力的重要因素。总体来看，联邦制的美国不能在全国层面统一对抗疫情，导致疫情多点暴发的态势🎼。虽然福山赞扬纽约和加利福尼亚的州长对抗疫情的做法，可是这些应对方式并没有在美国其他州甚至本州内得到认同推广。同时，这两州的州长都是长期支持民主党州的🤯，与特朗普代表的共和党向来水火不容🤦🏻♂️。“民主党控制的州多对特朗普政府持强烈抨击立场，而共和党控制的州多倾向于不谴责特朗普。”福山笔下的实验室里出来的实验品，带有明显“政党抗疫”特点◀️。两党对抗政治是全美统一疫情防控的阻力。用这两个州来说明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行动起来可以“更有创新性”🎗🏇🏻、控制疫情“速度不亚于中国”🫳🏻🧑🏼🦰，只能说他是沉醉在自由民主制之中自欺欺人🛣，无法动弹半步了👩🍼。执政党总统和在野党州长有效合作的基础薄弱😄，这一情况在拜登就任总统后也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二）“民主或将重生”是一种主观的阶级维护
福山表示，民主👎🏻🐰、资本主义和美利坚合众国都会在危机中再次“化腐朽为神奇”，“拥有合格且合法政府的国家”将相对顺利地度过难关，增加“国家能力”后会变得更强大🫓、更有韧性，从而在未来继续表现卓越🛜。而美国会回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市场经济🛌🏿🛟、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以及通过干预手段减少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的高效国家三者并存”的自由主义状态🪄。
在福山的概念里👨🏽🏫，只有自由民主制国家才拥有“合法政府”👮🏼。他的中心思想是，民主国家天然拥有“合法”政府要素，再加上强国家能力为特征的“合格”政府要素🕯，可以顺利取得抗击疫情的胜利🏃🏻♂️➡️。主观设定自由民主制国家的必然优越🏊𓀙，是他一直唱衰中国的原因。按照他的逻辑✢，抗疫不力不是民主制度的问题，而是制度不够真正民主，即缺失国家能力的问题🕵️；民主制度具有强大的纠偏能力和修复力🍄🙌🏿，疫情会成为民主制度拥有合法与合格双重光环的重大契机；再次遇到此类公共危机👂🏻🏄♂️，民主制度将会有更优异的表现；所以自由民主制国家将永远是“最不坏”的👩🦯、无法被替代的民主模式。而当前美国是新自由主义对市场放任、限制政府的结果🌦，所以不是理想民主制度和合格政府🚵。疫情将带来理想民主制度的回归🪥。他曾预言，随着拜登的上台🦠🧜🏽♂️，拜登将会“重新把西方‘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来共同应对中国的进步。这都是福山对自由民主制的主观维护👧🏼。福山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具有国家宏观调控特点的美国称为民主的榜样；而在美国无法摆脱政府赤字，开始弱化政府🦺，并让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时🛜，福山就对其进行批判。福山绕开了“看不见的手”失灵的原因——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国家为私有制服务👨❤️👨，在唯市场化弊端充分显现和国家调节缺位的情况下💷，当代资本主义才会进行调整。他认为大萧条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干预不力”🟥、大萧条后国家“干预得当”使得民主重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而他由此推断出的“加强国家和政府职能改革，民主就得以重生”的观点👰🏽♂️，也是避开私有制谈国家能力，是一种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割裂开的表现🚦。
（三）“政府改革”缺乏可操作性
在疫情控制和民主重生问题上🔡，福山也并不是只喊口号👨🏽🚀。他虽然强调特朗普是美国疫情控制不力的最主要因素，但也谨慎地提出，民主重生之路将比较坎坷。他建议要从公务员队伍的更新入手🤦🏻♂️，改变美国人对公务员以及政府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以增强国家能力。
福山提出的“政府改革”缺乏可操作性。他承认美国存在政治极化、政府失职等多种问题，提出此次疫情让人们意识到打破当下政治体系的僵化壁垒、破除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增进社会团结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对走向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模式进行矫正的机会。福山提出要进行一些政府改革来培养公民意识🫲🏽，改变美国人长期不信任公务员的情况，从文化心理上恢复对公共行政的尊重。“未来的改革，重点是增加政府雇佣和解雇公务员的弹性，大幅减少充斥于行政系统中的政治性任命官员……”他还提出要实施自愿国民服务计划，让美国年轻人以军人或文官的身份为国家服务一年左右时间，认为这有利于减少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隔阂，而这些隔阂正是引发美国当前政治对立的根源。可以看出👨🏼，福山想从基层公务员“去政治倾向”着手来改变美国政府中的政治对抗现象。但“非政治性任命”官员能否顺利进入美国行政系统、他们在党派之争严重的美国又是否能起到对政府决策的导向作用，还要取决于美国最上层权力中的多方利益是否准许。同时⛹🏽♀️，他没有考虑美国年轻人参与自愿国民服务计划的积极性。政府和民众如何形成对改革的共识，福山也没有论述清楚。
三、用西方中心主义评判历史：污蔑抹黑中国的制度及抗疫实效
面对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的良好表现，福山刻意回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多次指出疫情控制情况与政体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做得好是个特例；同时，他认为中国会因为制度缺陷在未来遭遇重大挫折。
（一）“疫情控制情况与政体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是用单一民主观抹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
福山在评价各国抗疫效果和回答法国《观点报》记者提出的“如何看待西方国家抗疫失利🖖🏽、表现较好的中国是自由民主制的替代方案”时指出🎐，“一些国家在应对危机时比别的国家做得好🔓，并不是政体类型的问题”
福山提出不能以政体类型来评价各国抗疫表现🥔，并不是放弃政体类型“二分法”🖲，而是不想承认自由民主制在抗疫中暴露出的严重缺陷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抗疫中发挥的巨大作用和优势。他依旧以西方为中心考察世界政治发展🥫，“热衷于用二元对立思维理解世界政治差异”。在他看来，“民主”国家只有具备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和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选举三个要素🏏，才能满足他的国家建构理论中的“法治和民主负责制”；再加上“国家能力”这个要素👈，自由民主制就成了“最不坏”的👳♂️、无可取代的先进政体🎓。事实上，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差异在于不同的民主观及民主发展道路。习近平同志强调👓，“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中国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国家⛹️♀️。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又有完整的参与实践。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更加追求民主的结果——实质民主🕚，在注重完善政治民主的同时🌖，对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良好的实效𓀖。此次抗击疫情更加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是夺取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的重要前提👫🏼。
（二）“中国是凭借政体类型取得较好抗疫效果的一个例外”的观点逻辑混乱
福山认为🧙🏽♂️，中国是“唯一例外”的“疫情控制情况与政体类型有关系”的国家🍵。他把中国抗疫效果较好的因素总结为“中国悠久的权力集中历史”“国家干预”“向人民提供帮助”，却只字不提疫情控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他认为具有潜在巨大国家能力的美国本应做得更好，但是，“高度极化的社会”和“无能的领袖”阻碍了国家应对疫情的有效控制。同时，他提出“民主”国家会比较顺利地渡过疫情难关，在未来继续表现卓越🐰。
福山认定国家的抗疫表现与政体类型没有规律可循🆙，却又提出有一个例外，认为“中国模式”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个。同时，福山又认为“民主”国家在增强国家能力后可以率先走出疫情阴影，这意味着他认为抗疫表现与政体类型是相关的🈚️。这是一个逻辑上自相矛盾的论断。事实上，在这次抗疫过程中，一国制度和政府抗疫表现的关联性体现在包括民主类型🐦、执政党执政能力➜🚈、中央/联邦政府的权力集中程度🏊🏿♂️、中央—地方关系👱🏽♂️、地方政府责任等方方面面。中国在此次疫情控制中始终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集中力量办大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国家的基本制度及国家治理能力在疫情控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衡量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成功、是否优越💁🏼♀️🧒🏽，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看其在重大风险挑战面前，能不能号令四面、组织八方共同应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统筹协调能力、贯彻执行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独特优势，这次抗疫斗争有力彰显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福山不想承认中国疫情控制得好是与非西方政体有关，却非常乐意确定“民主”国家将来疫情会控制得好是与“民主”政体类型有关。很明显🚑，“唯一例外的是中国”的观点体现了他采用双重标准评价不同国家的抗疫表现。
（三）“中国制度在抗疫中暴露了制度弊端🍐、中国抗疫模式不可复制”的观点是一种恶意攻击
福山提出“病毒来源于中国”“它使病毒传播到了其领土外”。福山的“中国病毒论”没有任何依据。科学问题需要科学的论证，福山作为国际知名政治学家不断将疫情政治化，对中国进行污名化攻击⚱️。他甚至提出✣，中国是靠强大政府、强制隔离等手段控制了疫情，而民主国家不需要这些强制手段。事实上👨👧👧，他所肯定的德国✩👍🏻、韩国等国家📜，也都采用了政府动员、限制出行🦹🏿♀️🤌🏼、隔离、大规模检测等和中国相同或相似的办法。中国制度在此次全球疫情防控中发挥的巨大示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我们深刻认识到，这场抗疫斗争是对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集中检验，我们的确还需要提高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我们要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夯实制度保障。”这是中国治理体系尚待完善的方面👨🏿🎨，我们能够及时总结、反思与行动👷🏼♂️🧘♂️。但福山背离中国治理体系中的客观问题🩶，对中国制度进行恶意攻击👟，避而不谈中国政体民主💇🏼、统一🟫、集中的政治优势🚂，宣扬中国抗疫模式不可复制。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即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事实🥐，他都不想承认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作为自由民主制维护者，承认“对手”的优越是个莫大的耻辱🥂。他需要继续为自己所服务的政治制度进行辩护💸。对中国抗击疫情效果似扬实抑也是福山评价中国的惯常表现手法👶🏿。近年来，虽然他多次对中国“强国家”的行政能力表示了一定程度的赞赏，但其真实意图却一直是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值得效仿和不能持续🎰，中国制度必将走向衰败。
四、结论
即使新冠肺炎疫情令自由民主制在世界范围内遭遇到了更严重的危机🙍🏿♀️，也没有改变福山对“历史终结论”的顽固坚守。虽然他也指出美国“权力分散、政治极化”影响了疫情中的权力集中和社会团结🧲🫴，但他仍不认为自由民主制在理念上遭遇了失败。他的理论主旨是，当下美国最主要的是换个领导人🤴🏿，同时进行一些政府改革，这样美国国家要素就完善了，国家能力就增强了☝🏽；国家能力增强后的自由民主制更加先进✂️✊，而中国的制度始终是“落后”“威权”的制度。2020年末，在面对《费加罗报》记者提出的“2021年是否会成为‘亚洲世纪’的开端”的提问时，他再次强调：“眼下发生在美国的种种灾难纯粹是特朗普的个人责任问题，与美国的‘民主制度’毫无关系⇢，而中国必将因自身的制度先天缺陷而在未来遭遇重大挫折。并且📯🕵🏽♂️，随着拜登的上台🚣🏿，他将重新把西方‘民主国家’团结在一起🤸♀️，来共同应对中国的进步”。同时🦝，拜登在就职美国总统的演说中也称赞 “民主已占上风”“庆祝民主事业的胜利”👨🏼🏫，美国会同历史上的危机时期一样团结起来迎接挑战。
习近平同志强调：“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各有千秋，没有高低优劣之分🏋🏽，关键在于是否符合本国国情，能否获得人民拥护和支持，能否带来政治稳定🧗♀️、社会进步、民生改善，能否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差异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见、仇视，可怕的是想把人类文明分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把自己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人。”归根结底🧁，摒弃意识形态偏见👨🏽🍳，放弃“零和博弈”思维，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方是世界历史的大势所趋。
文章作者🦍：孙宇伟，意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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